第七章 公元309年 决战 决战4 (第2/2页)

扔到一边。

    一来近代使用兵法密而不宣；二来文化是当官捷径，是中国历代后期兵患到来时，无大将可用的主要原因。

    当然也有例外，大朝中只有明朝例外。明朝鉴于两宋的柔弱，认为两宋的柔弱是因为军官地位太低，一旦兵祸到，难感皇恩。

    于是，明朝采取文官执政而决不能世袭，军官却世袭。中级军官子弟不用科制便可做武官，而且一上来就是中级军官。所以他们很重视子弟的军事学习。像很多名将，如戚继光十六岁就当上一城守将。

    明朝中级武官世袭，不仅使后期杰出武将不断涌现，袁崇焕、孙承宗、卢象升、左良玉、曹文诏、孙传庭、熊廷弼、袁可立、洪承畴、吴三桂。

    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当国难到来时，武将由于世袭，而与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生死相随。熟悉明史的都知道，即使洪承畴，清朝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说服他，而吴三桂降清是明灭之后。

    中层武将世袭政策，这一点确保了军队的战斗力，军人虽不能执政，但社会地位比宋朝高得多，几乎中级军官就可以世袭，就像晚期的戚继光就是十六岁世袭了中级军官的官位。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和石亨在保卫北京城中，都立了大功，于谦的功劳对明朝来说，视同再造，但于谦的儿子不能世袭，因为于谦是文官，要执政。而石亨由于是武将，他的儿子被封侯并且世袭。

    这就是文官执政但避免世袭，武将不干扰政治，但享有很高荣誉，并且世袭，成为和明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攸关者。纵观有明一代，只此一点其军事形势便和宋朝截然不同，其战斗力很强，面对北方几大少数民族，蒙古、满清、朝鲜、日本，均与之能直接抗衡。明朝中级武官世袭制度起到很大作用，他们保家卫国的主动性非常强。当然现在来说是过时了。

    当然王朝像人一样，有生必有死。但从秦开始算，明朝是国嗣二百七十六年，是安定时间最长的朝代。汉、宋分双，而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就名存实亡了，清朝也没有明朝长。所以只有明朝一朝例外。明朝最值得研究的是其‘内阁制’和‘中级武官世袭’。可二十四史多研究人与人之间的阴谋诡计，少研究‘事儿’。

    1449年土木堡之变‘也先’拉着明英宗轻叩北京的城门时，是要社稷，还是要保皇帝成为北京众大臣和皇族必须马上决断的事情，靖康之耻，前车之鉴近在眼前，大臣和皇族为保社稷和自己的利益，很痛快的抛弃了皇帝。皇权被轻轻地撞了一下腰。这使得大臣和皇帝的斗争中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虽然从唐中后期就创立了内阁制度，并且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但是内阁权利最大，影响最大的是明朝。明朝内阁大臣，大多是进士出身，来自平民，几乎没有皇族和外戚，他们大多数是儒学中的精英，否则他们也不能从严苛的科举制度中脱颖而出。政治上的清明的内阁制是明朝儒学昌盛的主要原因。

    内阁的权利越来越大，皇权必然受到一定的削弱，皇帝是不甘心的，万历的长期不上朝，和太监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是皇权和内阁制度的斗争。

    嘉庆十几年不上朝，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不得不说‘内阁制’使他们有了不上朝的资本。

    明朝的灭亡从细的方面（政治层面）讲，正是其内阁制度名不正言不顺造成的。明宪宗是个结巴，不喜欢和阁臣探讨问题。内阁大臣把事件和处理的方法都写清，皇帝对于他认为的小事（其实都是治国大事），只要签上同意即可。内阁大臣都是从进士和小官一步步打拼上来的，政治上比较历练。处理方法也是八九不离十。时间长了皇帝也懒得看，自己不太关心的事也就直接签字了，这也是明朝皇帝能够偷懒不上朝的原因。所以明朝的内阁制也不能过分的高看，它是一种默认和习惯，并不是制度性的。

    明朝最后的崇祯时期出现了很多有能力的大员，但是由于皇帝更喜欢执政，而使得内阁做出的政策多次无厘头的改变。崇祯最后的遗言是：“大臣误我”。而我认为完全是“我误大臣”。

    而清朝的军机处是把事件详细写清，具体的处理方案要和皇帝一起探讨，探讨就要更多的看皇帝的脸色，时间长了，军机大臣就变成了皇帝的小秘书，皇帝干了明朝首辅的活。但是，他哪有明朝首辅们几十年的官场历练。

    有人向道光建议重用一名大臣。说此人才华出众，道光很高兴。临了这人说了句‘此人书法很好，为一时之冠’，道光本人一生勤政。一听这话，认为此人也算玩物丧志。不用了。在场的大臣们也不敢再多说一句了。

    说实话清朝皇帝大多很能干，也比较勤奋，但是和明朝的内阁首辅们比，政治历练上要差很多，而绝对权威又太强。

    跑题了，不能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