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 (第3/7页)

能入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则足矣，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而徒延门户之累耳

    。”[15]李先出仕，其子密问：“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主也？”[16]博陵崔绰，神四年被征，“寻以母老固辞，后为郡功曹而卒”[17]。北魏前期进入高层统治圈的汉族士人

    ，为官多“清”而不要，有谋议权而无决策权，罕有直接统帅一方重兵者，其官位要视君主或鲜卑勋贵的宠信程度而定。上述种种迹象多被北魏初期清河崔氏等个别大族的活跃所

    掩盖了。抛开这几个家族的特殊历史际遇不论，就崔浩本人来说，他曾致力于“分明姓族”，“整齐人伦”，“复五等之爵”，力图将中原士人纳入北魏新兴的王朝体制，但他走

    得太远，超出了自身的实力和北魏王朝所能容纳的程度。“国史之狱”的起因固然可以有多种诠释，而崔浩及清河崔氏的昙花一现，正是当时中原世家大族社会实力和政治地位最

    真实的体现。

    北魏政局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皇权逐渐摆脱贵族的控制而确立自身独立的权威。

    冯太后主政时期，汉族士人的政治地位有了一定提高。赵郡李奕兄弟、陇西李冲、“太原”王睿“因缘见幸”，先后被不次拔擢，委以大任。这一时期汉族士人对王朝政治的参与

    尚未摆脱内廷政治的色彩。以名家大姓的身份却只能以内宠得显，但正是通过这种令人尴尬的非常的途径，汉族士人在官职和爵位等方面突破了旧有的制度框架，也使得皇权开始

    取得了独立运转的能力。

    如果说冯后主政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北魏贵族间固有的均衡，并使皇权籍此树立了自身的权威，那么孝文帝临朝，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对北魏皇权体制的重构。“改降五等”前，鲜卑

    王公的世袭特权主要表现在爵位与官品相连，勋官子孙世袭军号，王公可按爵位经常分配赏赐。“改降五等”的实施，缩小了贵族的范围，减少了异姓王公的特权，拓跋宗室也由

    此而确立了高于鲜卑异姓王公的独尊地位。孝文帝着意笼络诸弟，献文诸王或出镇要藩，或入绾枢要，成为北魏皇权的有力支撑。

    除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动因，迁都洛阳是北魏皇权为了进一步摆脱鲜卑勋贵的控制所尝试的一次非常之举。在这一过程中，诸王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通过这一契机

    逐步确立了一种以宗王拱卫帝室,汉族士人辅佐其间的王权体制，这种格局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保持了北魏政权的稳定，保证了太和改制的顺利实施。以此为前提，中原王朝的典章

    制度和思想文化通过汉族士人的努力得以顺利而全面地输入北魏政体当中。

    北魏“四姓”是孝文帝根据汉魏以来汉族士人以婚宦品评门第的传统而建立的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外戚婚姻集团。崔、卢、郑、王得以成为“四姓”不仅仅由于他们显赫的“

    魏晋旧籍”，更是缘于他们与权臣李冲的特殊关系及其与帝室的联姻。太和改制后，一个以王室为轴心，以婚姻为纽带，包括汉人“四姓”和代人“勋臣八姓”在内的政治性婚姻

    集团逐步形成，新的门阀秩序得以确立，深刻影响了北魏后期政治。

    世家大族的高度文化素养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是其参与王朝政治的必要前提，但这种巨大的政治潜能不能自动地转化为现实政治权力，必须通过一些必要的渠道和途径，相对于一

    个以强大武力为后盾、以胡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北魏政权就更是如此。基于上述原因，世家大族在北魏政权中的显达必须以获得皇权的承认以及对皇权过分紧密的依赖为代价，因而

    使自己在复杂的政治纷争与社会变乱中失去了必要的缓冲。

    由“改降五等”和“分定姓族”所确立的王权体制和门阀秩序包含着许多内在矛盾：作为贵族的最上层，宗王的权力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在一定时期内有所加强；由国家以法

    令的形式确定门第的高低，这本身是一种确定贵族的手段，而在法令的实施（门第品定、仕进途径等）过程中，又贯穿着汉魏以来士族的标准和传统。制度上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北

    魏后期的政治危机，前一方面的问题促成了“六辅”佐政的破产，后一方面的问题则引发了北魏后期的文武之争。

    孝文帝临终所顾命的“六辅”之中，除王肃、宋弁外，均为元魏宗室，表明太和之后，异姓王公的势力已被基本排除出中枢政局。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彭城王勰、高阳王雍、京

    兆王愉、清河王怿在政治上也相当活跃，以“六辅”为代表的宗室势力达到极盛。但是作为鲜卑贵族的最上层，宗王政治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皇权政治。宣武帝一朝，由于鲜卑异

    姓王公势力的削弱，君主与宗王间的矛盾上升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方面，政争的结果，是宗王势力受到极大削弱，皇权得以独立运转；但帝室的离心离德，也使得皇权失去了有力的

    武力支撑，在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面前束手无策。在魏末政争中，外戚、宦官、汉人大姓、鲜卑武人纷纷卷入，政局多变，中枢权位游移不定。

    太和改制的初衷，在于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这两类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物整合到统一的政权体制当中，这种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结果是鲜卑上层权贵

    与汉人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合流，确保了皇权的正常运转。但上层门阀垄断的维持是以牺牲下层武人的仕途为代价的，由太和改制而引发的文武之争，成为北魏后期一个严重的政

    治问题。太和改制后，北魏官僚体制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武分途，重文轻武，而文武分途便意味着士庶分途。汉人大族长期垄断吏部，控制选举，阻扼鲜卑武人进入“清

    流”，导致了羽林士卒哗变、神龟停年格、以及六镇起兵等一系列政治风波。文武之争促成了社会的分化，而下层武人与上层权贵间的矛盾最终以民族冲突的方式爆发出来，导致

    了北魏王朝的崩溃。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北朝后期，由北周的“六条诏书”确定以简明可行的“吏干”作为仕进标准，才最终得以解决。

    北魏末年的社会变乱，再一次促成了北方大族的分化。丧乱之际，进入北魏上层统治圈的高门甲族或阖家罹难，或“举族百口无以自适”，漂泊萍寄，失去了自保的能力。但是，

    河北世家大族毕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土著根基，在宗族中的主要支系和主要成员成为上层官僚后，一些次要支系和次要成员仍居于乡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