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周泽雄文章：文学的虚实与历史的曲直 (第2/3页)

的神圣性自是毋庸置疑的，小说家天赋有虚构的权力也是不消分说的，如此，当小说家一面要捍卫虚构的特权，一面又不愿对历史题材割爱时，神圣历史的马其诺防线只能接受崩溃的结局，不复有尊严可言。历史小说，这并非对历史的另一种描述，而只是小说的别一种写法。准乎此，历史本身的尊严便被置诸小说的法则之下，成为小说家厨房里聊供烹饪之需的鸡鸭鱼rou。

    回到罗贯中《三国演义》。清章学诚在《丙辰札记》里已用‘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界定了它的虚实结构，肯定了罗氏对历史的基本忠实。我无意对‘七实三虚‘的比例作出质疑，而更想对其内容加以关注，即何者可虚？何者当实？

    答案并不因问题的重要而显得棘手，只要稍稍比照一下《三国志》就会发现，小说忠实者事，虚构者人。应该指出，在小说家对历史的改编中，所谓‘忠实‘只是被视为一种手段而纳入构思的，相形之下，改编事件较之虚构人物风险更大。事件，尤其当这些事件又是如官渡之战、赤壁大战、彝陵之役那样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话，就更由不得小说家施展想象，任意涂窜。在罗贯中那里我们发现，尊重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是作为小说的叙述前提和基本背景加以考虑的，它的‘七分‘真实多半集中于此，以便腾出手脚，在虚构人物上略略施展，‘三分虚构‘即着墨于此。我们且试着看看罗氏笔下的曹cao如何？

    若以‘赢得生前身后名‘作为衡量伟人的标志，曹cao显然是要落选的，和周瑜同其结局。三国时人，除了被满中国祭祀的忠勇典型关云长，大概只有曾让杜甫寻觅其祠堂的诸葛孔明可以受此殊荣，而曾被我们明哲的鲁迅先生断定‘至少是个英雄‘的阿瞒（已故主席也曾默诵其遗篇），却尝尽了‘死去原知万事空‘的滋味。在《三国志》里，陈寿对曹cao的评价可说是迥出众人之上，读其仿‘太史公语‘的‘评曰‘，如‘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尽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古今能得此等判语者实在为数寥寥，而在三国时代，又正可谓‘舍此不作第二人想‘。想陈寿固非曲语阿世之徒，那么，一个少壮时高歌‘天地间，人为贵‘，中年时吟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晚年时不惜以‘烈士‘悲情抒发‘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之志的雄杰，逮至后世竟忽忽成了千夫所指的大jianian雄，实属匪夷所思。曹cao不少为人诟病的劣迹，追究起来都不无可疑。即以杀吕伯奢为例，按此事出自吴人所著之《魏书》，立场本就飘忽，而其所叙之事境，又极为离奇乖情，很难按事件的逻辑加以还原。那句令曹cao遗臭万年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原属野史裨语，颇难征信。又曹cao之迫荀彧自杀，亦非铁论。细想荀文若赴濡须坞途中尚与曹丕谈艺论剑，言笑正欢，其人雄杰之气固较曹cao远甚，说谋论智，却也相差不远。曹cao若有杀荀之意，荀君绝无不睹先兆之理。虽然，持此论者大多从荀彧反对曹氏篡汉自立着眼，认为曹cao杀荀，非为无故。倘如是，不过又一揣摩情事而已，以之存疑则可，据之立论则谬。罗贯中著小说本着‘兼采为美‘的信条，对史料基本上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一般视为信史的陈寿《三国志》并无多少侧重。读者若有意比照孙盛《魏氏春秋》、司马彪《九州春秋》、王沈《魏书》等籍（裴注中对这几部书颇多采集），会发现罗氏《三国演义》，纯出之想象添加的笔墨竟意外地少。即使面对笔力集中贯注的曹cao，罗贯中似乎也并没有特地发明多少虚构细节以供编派之用，他只是尽可能充分地将已有材料加以探掘组合而已。因此，罗贯中与其说艺术地再现了曹cao，毋宁说乃是曹cao劣行败迹的传述者和集大成者。

    罗贯中笔下的曹cao，jianian滑之气溢出尺幅，狼戾之心随处可见，作为文学长廊中的一个艺术形象，他不仅在中国文学中为仅见，放诸世界，亦难逢敌手。西人马基雅维里若获知曹公行状，真不知要何等欣喜若狂了。有曹cao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例征，他的《君主论》无疑将写得更为出色，‘马基雅维里主义‘也将更具说服力。曹cao在罗贯中笔下，除却杀吕伯奢和借粮官人头以安军心两桩著例外，他如对许攸跣足相迎、‘拔剑斩近侍‘及‘抹书间韩遂‘诸节，在在都显出其人惊世之伪。我们说过罗贯中写曹cao多事出有因而通常又非真凭实据，他认同了前人对曹cao不一定符合事实的大量著述，只从艺术效果而非历史公正的角度遴选材料；又因为罗贯中在小说上也正有着他笔下曹cao那份‘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才能，遂使他成了曹cao形象的最终完成者，他施诸孟德的笔墨也同时成了针对其人的终审判决。

    对罗贯中我们当然抱着崇高的谢忱，也无意否定他塑造人物上的非凡功德，但问题在于，我们如此给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评价的‘非常之人‘涂上花脸（读其《让县自明本志令》可知），就没有一点愧疚之情吗？我要说的不是罗贯中是否有权如此处理曹cao──他当然有权，而只想对人间公正意识的脆弱稍表缺憾：我们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借助法律的大纛，决不容忍任何施诸己身的诽谤行为，一方面却觉得可以认同一位比利时侦探赫克尔•；波洛的怪论‘对死人不存在诽谤‘，而将小说的魅力置诸公正概念之上，听任某个古人饱受着千年冤曲。何况，这位古人又并非李鸿章‘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者流。中国人历来强调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阿瞒不可能无所萦怀。文学以虚实相间为美，历史以诚实不欺为上，而当小说干犯了历史，追求名留青史的曹cao也就只能沦为谈笑中人、戏曲中人。为曹cao翻案之所以难以成功，并非当年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呐喊不力，事实上是由于吾人不忍失去这么一位任人奚落的对象。由此我们可见所谓‘时间是最公正的‘这一陈述的苍白和不可尽信。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不宜全然算到那些暴君头上，善良的百姓也从来有着不善良的那一面，他们那由‘集体无意识‘所策动的观赏心态，常常会演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