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内患 (第2/2页)

文统还给李璮出了一个主意：“侵宋”。也就是：别人打的时候咱不打，别人不打了，咱偏要打。也正是由于李璮的原因，郝经到南宋“讲好”就始终没人相信。

    那是，你这边说来讲好，那边却在出兵攻打，让谁也无法相信你是好意。这只能让南宋众人认定郝经的行为有诈，是在以议和为幌子，掩护其军事行动。

    不过对李璮来说可惜的是，他对南宋淮安的入侵，被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所击败。他随后又多次向忽必烈上书请求增兵进攻南宋，但均遭到了老忽的否决，所以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也正因为李璮在这个时候屡屡与忽必烈的旨意唱反调，才引起忽必烈对他和王文统的警惕。更何况还有郝经把他对“和宋”大计的阻挠，上书报告给了忽必烈。最终导致李璮于中统三年二月反了，所选的时机就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交战的时候。

    事实上，逼迫李璮造反的真正压力来自忽必烈。因为忽必烈与以前的蒙古大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他要立足于中原，以汉地为统治中心。

    忽必烈即位之后，打算将过去的蒙古都城和林改为和林路，升开平府为蒙古上都，他更将燕都定为新国都，且还要在边上建造新城，无不明明白白地昭示了这一点。

    而过去的蒙古帝国大汗，他们的中心是在草原上，视北中国仅仅是他们统治下的一个区域。每一个汉军万户，实际上都是天高皇帝远，由着他们玩。

    从刘秉忠为忽必烈建开平城起，就昭示着蒙古帝国的重心，已经开始由游牧地区向农耕地区转移。而元大都、现北京城的建立，可以说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完成。

    但是，这个新的王朝中心、即将建成的元大都，离李璮的地方王国山东太近了。他又是所有汉军万户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任何一个君主，都不可能允许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军事集团存在。就算不讲其它，李璮将来的压力也可想而知。

    王文统是李璮的丈人，他当时是北元帝国的核心官员之一，不可能不知道很多忽必烈以后的全盘打算。以他的眼光，更不可能没预料到一些以后的事，一旦和女婿李璮之间交流，这就必然对李璮的行事产生了影响。

    而从李璮和王文统的角度看来，忽必烈即位不久，人心未定；南有宋室为敌，北有草原上的蒙古人和他在继续争夺汗位，自顾尚不暇。既然能够确定他将来一定会对付自己，与其等他来削藩，还不如现在就先下手为强。何况自己这边还能投靠宋室，引为外援。

    李璮选择造反的地点和时机无不出于上述的考虑，因为他断定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的战争不会很快就结束。于是先密令在京师为人质的儿子李彦简溜回，随即杀涟、海三城的蒙古兵，献城于宋；同时还表示要把山东各地都交给宋室，以赎当年李全攻打扬州的罪过。

    李璮既然叛元，在当时的情况下肯定要联系江南的宋帝国作外援，但他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他在没有得到南宋的支援、甚至连信任也没有取得的情况下，就直接“还攻益都”，孤军占领了济南。

    当然，这期间所发生的事也并不能怪宋室，毕竟李璮前面攻宋的行径实在无法令南宋的众人立刻就相信他。所以，一直到四个月之后，也就是当年的六月，南宋才下诏授予他“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封齐郡王。”

    同时安排了两路人马接应李璮。一路是宋将夏贵；另一路是在李璮被围困后，走海路到山东。不过可惜的是，夏贵受阻，走海路的宋军虽然到了山东沿海，却因主帅青阳梦炎“不敢进而还。”

    忽必烈在得知李璮叛乱后，立即就命蒙古诸王之一合必赤总督诸军征讨李璮，同时从山东、河南、河北各地调集军力，齐聚济南地区。不久，他又诏命史天泽专征，节度诸将，务必灭李璮于济南。

    当年的五月，各路人马将济南围困起来，仅仅是到了七月，就破了济南城，李璮“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浅不得死，为官军所获，”最终被杀。

    李璮起兵叛乱才四个多月就失败了，作为他的丈人，王文统无论如何也逃不脱干洗。但他们的行为，却对以后的一些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