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嗜酒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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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时局特别混乱、思想十分活跃的魏晋时代，文士嗜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魏晋文士对酒的不同态度和格调，折射出魏晋文士对生命的“三度”追求：饮酒远祸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饮酒行乐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饮酒体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魏晋文士的生命旨趣虽然弥漫着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灵魂却挥不去死亡威胁的阴霾，潇洒的风姿总流露出痛苦挣扎的影迹。这别有意味的嗜酒之风，不仅在中国文人心灵史上留下倩影，也为中国文学史、哲学史和美学史凭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

    【关键词】魏晋；嗜酒；生命；享乐；境界

    考察魏晋文士的生活风貌，可发现嗜酒之风尤为盛行。孔融追求“座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卷七十《孔融传》)，［1］曹cao高唱“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更有曹植“饮酒不节”（卷十九《曹植传》），［2］阮籍“酣饮为常”（卷四十九《阮籍传》），刘伶“唯酒是务”（卷四十九《刘伶传》），陶潜醉“则大适融然”（卷九十四《陶潜传》）。［3］前有建安七子，“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4］后有竹林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任诞》之二十三），[5]饮酒“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6]关于魏晋文士嗜酒的史料十分丰富，仅《世说新语·任诞》五十四条中，就有三十余条与饮酒有关。在时局特别混乱、思想十分活跃的特殊环境中探查魏晋文士的嗜酒风尚，不难发现，酒之于魏晋文士，已超越了它的物质属性而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义。魏晋文士的醉乡日月，闪烁着生命智慧的理性之光，折射出别具特色的生命旨趣。

    一、“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远祸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

    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饮酒沉醉以远祸全身，实为魏晋文士的独创，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嗜好或托词的风行，一方面源于魏晋文士生命意识的彻底觉醒，另一方面是因为魏晋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恐怖。

    中国文士生命意识的觉醒，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早在《诗经》时代，《唐风·蟋蟀》就曾发出“今我不乐，日月其迈”[7]的感慨。只不过这种关注个体感受的声音，被长期湮没于注重群体发展的儒家思想潮流之中。尤其在罢黜百家的汉代，儒家的道德伦理成为士人的行为准则和人生动力，文士们在对大一统政权的依附中找到了亲近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但到了东汉末年，腐败失据的政治和动荡失序的时局，使儒家思想失去了统一人心的基础，血腥杀戮、无端坐监、党人事件，使得文士的心灵产生裂震，对朝廷和君王的情感由亲近走向疏离，他们的视野也由“大我”逐渐转向“小我”。这一转变，使汉末的文士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恐惧和茫然之痛：“人生天地间，勿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今日良宴会》），“卜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8]……高频出现的“忽”、“寄”、“尘”等字眼，反映出觉醒的文士面对短暂的生命所生发的何等的慌恐、哀痛和悲凉！

    这种生命觉醒之后的惊慌哀痛，被魏晋文士历史地承接下来。而且，由于社会的离乱和政坛的血腥，更加深了他们对生命的体认。汉末魏初，军阀混战不已，生命犹如草芥。南征北战的曹cao就感慨:“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全三国文·军憔令》）[9]建安时代的文士们，大多生于乱世长于军中，亲历生命毁灭的惨烈，震撼于人类生命的脆弱。他们的诗歌表现出比《古诗十九首》更为浓烈的忧生之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cao《短行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曹植《赠白马王彪》）。“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为称百年寿，谁能应此录。低昂倏忽去，炯若风中烛”（陈琳《室思诗》）。“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之八十二）。[10]如果说汉末文人用“忽”、“寄”、“尘”等字眼，表达他们的生命短促之感。那么，建安诗人则用“朝露”、“影响”、“风烛”等语词，反映出生命的极端脆弱。兵祸之外，疫病数起，士人雕落，王粲等一批文士就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一次瘟疫,建安七子损失其四。中原一带，家家有伏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声。另一方面，政坛日益险恶，政权频繁更替，而每一次政权的更替都伴随着血腥屠杀。司马氏夺权前后屠杀了曹爽、夏侯玄、何宴等数千士人，造成“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卷四十九《阮籍传》）[3]的恐怖局面。据冉昭德先生统计，《文选》中有三十四位作家被砍头，占其全体作家（130人）的四分之一强。《世说新语》中出现“哭”、“泣”、“亡”、“死”等字总计一百四十四次之多，可见血腥恐怖的现实给魏晋文士造成的心灵伤痛。而当文士们面对自己活生生的同伴转瞬间人头落地的残酷现实时，他们就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助，甚至产生灾难可能随时降临自己头上的恐怖心理。“常恐天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言志诗》)，“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之三十三），这是魏晋文士恐怖心理和性命之忧的直接表白。

    经历了生命意识的觉悟、生命脆弱的体认和朝不保夕的惊恐，魏晋文士终于明白，任何精深理论都阻挡不住死亡的脚步，任何高远目标也替代不了死亡的结局。因而，魏晋文士在自全心态作用下，表现出远祸全身的智慧和自觉。罗宗强教授以竹林名士向秀为例，分析指出：“向秀入洛所带来的一种心理倾向，便是不婴事务，依阿无心。如果说，在向秀这是一种心路历程的艰苦转变的话，那么晋国始建之后名士群体的依阿无心以求自全，则是一种自觉地选择。”[11]沉醉于酒、疏远世事以远祸全身，就是魏晋文士觉醒后保护生命长度的智慧选择。“本有济世志”的阮籍，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多次因酒避祸，“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对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卷四十九《阮籍传》）。[3]可以说，阮籍是借酒韬晦全身最为成功的。其他士人以酒为盾，溺酒求全者亦不少见，大将军王敦很赏识阮裕并召为主薄，但阮裕看出了王敦不甘为人臣的野心，便终日沉溺于杯中之物以疏远王敦。后来，很多人都因王敦叛乱死于刀锯之下，而阮裕却保全了性命。东南士大夫顾荣“恒虑祸及”，选择“终日昏酣”（卷六十八《顾荣传》)。[3]刚肠嫉恶的嵇康甚至以“就不得远，取醉为佳”作为处世秘诀，写进《家诫》[12]传教后代。

    对魏晋文士来说，醉酒避世以远祸全身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其中奥秘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