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嗜酒 (第2/3页)

陶潜所言“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杂诗》）。南朝沈约对此就看得十分真切：“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全梁文·七贤论》）[9]南宋叶梦得也评论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俱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13]《世说新语》那句“酒正使人人自远”（《任诞》之三十五）更是精深，“远”就是粗远世故，粗远世故就是远离人祸，从而实现保护生命长度的目的。

    二、“不醉无归来，明灯以继夕”——饮酒行乐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

    死对于生其实是一种有效教育。“对于有限的意识来说，死亡意识是本质的，因为此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象死亡那样迫使人意识到他的限度，然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象死亡那样提高人对实存的投入的必要性的认识”。[14]魏晋文士在对“死”的震骇之余，把质疑和追问的目光投向了“生”，心态也由忧生转化为贵生，进而把人生短暂与行乐纵欲联系起来：“何天地之悠长，悼人生之短浅。思纵欲以求huan，苟抑沈以避免”（夏侯淳《怀思赋》）。正是有了这种转变，魏晋文士在追求生命长度的同时又追求生命的密度，即在长度有限的生命过程中，追求浓烈的享受和充分的满足，以密集的享乐消减死亡之痛和生存之苦，导致享乐主义蔓延。曹丕说：“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酒，炙肥牛”（《艳歌何尝行》）。曹植也宣称“愿举泰山以为rou，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厄，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全三国文·与吴质书》）[9]托名列御寇的伪作《列子》又作了进一步阐发，“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逞死后”（卷七《杨朱》篇）。[15]这一套言论，反映了魏晋文士的思想律动，也为他们纵酒肆欲提供了理论依据。

    纵酒是魏晋文士肆欲享乐的典型行为。古人认为，“酒，天下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卷二十四《食货志》）。[16]酒是粮食的精华，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酒无疑就是奢侈品。酒既是魏晋士人享受物欲的首选对象，又是他们享乐人生的特殊介质。曹魏邺下集团就经常置酒高殿，大宴宾客，并热情歌咏：“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刻。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阮瑀《公宴诗》）。“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刘桢《公宴诗》）。“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合坐同所乐……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王粲《公宴诗》）。在歌唱享乐的声音中，曹植的调门最高，“公子爱敬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曹植《公宴诗》）。“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曹植《名都篇》）。可见，邺下文士生活弥漫着纵酒作乐的浓郁气氛。

    魏晋文士在纵酒行乐中流露出两种心态：一方面，为增加生命享受的密度，他们纵情饮酒，不顾一切。比如：曹丕“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善哉行》），曹植“取乐今日，逞恤其它”（《闺情诗》），应璩“斗酒当为乐，无为待来兹”（《百一诗》）。如果说曹氏兄弟及邺下文士的纵情饮酒，表现了他们对人生享乐的非理性追求，毕卓等人的举动则反映出他们把饮酒享乐视为人生的全部，似乎人生就是为了饮酒。毕史部“常饮酒废职”，竟至于醉后“盗饮”为人所缚，还发出“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卷四十九《毕卓传》）[3]惊俗之语。刘伶则是“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而埋。’”（卷四十九《刘伶传》）［3］他们追求享乐的极致，“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乐，力惫而不得肆于色，不惶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杨朱》篇）；[15]另一方面，他们在肆意享受生的欢乐的时候也难以逃出死亡的阴影，所以，他们肆欲极乐也掩盖不住生命之忧。曹植的《野田黄雀行》突出表现了这种复杂感受：“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美酒佳肴，妙乐靓女，这些奢侈品都是为了增加生命之乐，然而纵情享乐并不能阻止死亡的逼近。相反，肆欲之乐更反衬出人生之苦。因而，魏晋文士始终不能走出忧惧、享乐、更忧惧、再享乐的心理循环。所以，正始之后的文士生活进一步出现奢靡之风也就不难理解。《晋书·任恺传》载:“初，何韵以公子奢侈，每食必尽四方珍撰，恺乃逾之，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卷四十五）[3]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这样描述道:“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擂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逾绮糯纵挎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墩野。”[17]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种肆欲享乐行为的惊诧。《世说新语》也记载了魏晋士人奢靡之风：人乳饮豚、炊薪雕花、蜡烛烧饭、丽女侍厕、裸体纵酒、人猪共饮,等等，为了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竞相做出骇人之举。

    不难看出，魏晋士人追求享乐是何等急切和浓烈！然而，在嗜酒行乐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生命无助的莫大恐惧。痛苦的觉醒陡然间转化为觉醒的痛苦。脆弱的生命难以自握，死亡阴影盘踞于心，只有以大密度的享乐来消减或转移生命的哀痛。而传统士人安身立命的功名思想，此时几乎荡然无存。“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之二十），[5]“宁得醇酒消肠，不与日月齐光”（张华《闾里为消肠酒歌》），[10]这就是魏晋文士新的人生宣言。抛弃了功名的包袱，魏晋文士就如饥似渴的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以弥补生命目标和意义的缺失。如果说汉末文人只是发出“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8]的慨叹，魏晋的文士们则迈出了“不醉无归来，明灯以继夕”（曹植《当车己驾行》）的步伐。魏晋文士就在纵酒肆欲、加大享受密度的放达行为中，表现出对生命过程的体认、眷恋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质疑和探寻。

    三、“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体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

    “酒正引人著胜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之四十八、五十二），[5]《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