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永远有多远 (第2/2页)

他留在陆大作研究员和教官。1937年五月，经同学介绍去了十八军十四师任参谋长。

    　　任职不到两个月，7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他又被派往“军官训练团”将官队学习，地点还是五老峰下的海会寺。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匪”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郭汝桂那多变的命运又一次起了波澜，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发生，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就下令李默庵的第十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北上助战，这时李默庵、关麟征恰好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他们出发时，训练团召开欢送大会。关麟征上台慷慨激昂地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残杀我人民，现在又继续向华北侵略，令人忍无可忍，我誓遵委员长命令，与敌人血战到底。然后大家齐声高唱：

    　　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要捍卫祖国，我们齐赴疆场。

    　　欢送大会，抗日气氛很浓。郭汝桂也禁不住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心想当兵十余年，光打内战，这次能对外作战，总算不虚此生了。

    　　因战争已打响，训练团不久就结束了。他同全师受训军官兼程奔回常德，8月初到武汉时得知十四师奉令开河北长辛店，部队已由常德出发，他们就在武昌等待部队到达，然后一同由汉口大智门车站登车北上。他的妻子方学兰同三弟郭汝玲送我上车，方学兰问：“不知这战争哪年才能完啊？”“像哥哥这样的军官死三百个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郭三弟调皮地逗她。她眼泪像屋檐水一般滴了下来，郭汝桂连忙叫他们走了。八年后抗战结束，国军阵亡将官总数约为二百七十五人，郭汝桂不得不佩服郭汝玲的毒舌真是准啊，这不详的预言，预示着八年抗战军官的惨烈牺牲在所难免。

    　　部队被军事委员会从河北前线拉回苏州，此时的郭汝桂只能在车上欣赏风景。军列主要由棚车也就是闷罐车组成，其中运输人员的木墙木底，又叫代客车，每节车厢按照西北野战军规定，可以装携带轻武器的步兵四十人。那国军嘛就不一定了，多多益善，这种车厢人畜皆宜，没有窗户看风景的，盛夏时节很受罪。整节车厢没有电力，没有座位，只能席地而卧。由于途中不能下车，官兵吃喝拉撒都在车厢内，由于空气几乎不流通，气味不堪忍受。更为甚者，盛夏7月，室外温度将近37度，车内更是到达了恐怖的40度，因为炎热不少战士已经一天两夜不能安心入睡了。还有啊，知道闷罐车里的兵怎么解决大小便吗？小便好说，打开车门对外就行；要是大便，那就要配合了：拿起万能的背包绳，两个战友在里面拽稳咯，屁股伸出去。这就不单是难受了，绝对惊险。好在民国时期徐州到浦口之间火车时速最快才四十公里，否则的话十四师没到浦口就要有伤亡了。

    　　郭汝桂是坐师部的车厢，这是一个特快列车的票车车厢，整个列车就两节票车车厢，供给师部的军官，民国的票车是木制的，冬暖夏凉，郭汝桂半开着车窗，看着津浦线上的景色。夏收刚结束，秋播还没开始，田间很少劳动的人，进入津浦线后，偶尔有种棉花的农民在给棉桃摘顶，也有收花生的，今年本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农民辛苦耕作到年底能多收个三五斗，也可以扯几尺布给孩子做件新衣裳，可是现在日本人打过来了，谁知道这些朴素的农民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一九三七年的中国铁路建设很不健全，东北被占领后，内地主要干线就是平汉（北平到汉口）线、粤汉（广州到武昌）线、津浦线（天津到浦口）、京沪线（南京到上海）、沪杭线、浙赣线（杭州到南昌），二十世纪的铁路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普奥战争开始，铁路运输在各国陆军的战略机动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德国总参谋长老毛奇在取得了普法战争胜利后，就下达命令：“不要再修堡垒了，要多修铁路。”一战期间，各国陆军的战略机动和后勤供应都依赖铁路，所以各国陆军也高度重视对于铁路军事调度的管理，其中德国总参谋部对铁路作用尤其重视，当时有个笑话：参谋学院培养出来脑子最灵的人都送去铁道学院深造，最后在疯人院里归天。苏联红军在内战中更是依赖铁路成瘾，所有的战役都在铁路沿线打，这种习惯已经深入骨髓了，一直影响到后来冷战期间的八十年代，苏联红军一直不敢对华开战，就是考虑到后勤依赖西伯利亚大铁路，容易被中国军队切断这根生命线。

    　　在这个抗战时空里，西北野战军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有充分的重装备的军队，赖以抗战的重型*炮、中型坦克、各种燃油等都依靠铁路进行全国机动，各种装备、弹药从酒泉兵工厂源源不断通过铁路运输到前线。就在此刻，一列列满载西北野战军士兵、装备、弹药、物资的军列正在通过陇海线、津浦线、京沪线赶往淞沪战场，他们将在山海与日军决一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