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迁都之议 (第1/2页)

    收复洛阳的这件大事，对于老一辈的士族来说，肯定是精神能够为之一振的，以王羲之为例，他当时虽然已经被顶头上司王述挤兑得称病辞官了，但是他一直以来对于桓温的北伐行动都是极为关注的，当他一收到官军已经收复故都洛阳的消息后，顿时感觉兴奋至极，在这种一发而不能收拾的高亢情绪的支配下，王羲之写下了代表了他个人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破羌帖》。因为帖中第三行有“王略始及旧都”一语，故亦称《王略帖》，为草书，九行，共八十一字。“知虞帅书，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贼，贼重创，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著，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适范生书如其语，无异。故须后问为定，今以书示君。”《破羌帖》结字峻美，笔意练达，笔法人神，骨rou相宜，宋代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曾说“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因思苏之才《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为天下法书第一。”对王羲之颇有研究的著名书法家寇克让认为，王羲之固然真行草诸体兼善，但非要论以先后的话，他首先是一个草书家，其次是楷书，最后才是行书。寇克让先生为此观点提出了五条证据：

    第一，王羲之成名于草书。“王羲之章草答庾亮”一事发生在王羲之31岁的时候，这一个时间点，寇克让在《书法没有秘密》中有精确的考证。庾翼是庾亮的弟弟，作为书法上的竞争对手，庾翼最初是瞧不起王羲之的，曾把王羲之的书法称为“野鹜”，即野鸭子。直至后来他看到王羲之写给他哥哥庾亮的信时，庾翼才深表拜服。他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显然是已经把王羲之的章草和历史上的草圣张芝相提并论了！

    第二，王羲之晚年的书法达到个人的巅峰，而这个阶段主要的字体也是草书。永和（公元345-356年）年间是王羲之人生最后的十年，被后世尊为草书圭臬的《十七帖》，著名的《桓公破羌帖》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艺术水平登峰造极。梁武帝内府著名押署人唐怀充评价《桓公破羌帖》“笔法入神”。

    据寇克让考证，《桓公破羌帖》写于公元354年（东晋永和十年），当时桓温收复旧京洛阳，举国欢庆，王羲之虽然已经辞官归隐，但仍关心国家大事。他认为：“《桓公破羌帖》时间明确，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是一件标准器。”

    第三，王献之曾对王羲之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他在此建议羲之由古草改向行草，应该是羲之晚年的事，看来王羲之一生主要精力在草书。

    第四，唐初官修《晋书，王献之传》说：“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据文献，这个说法是得到过颇具发言权的王僧虔的印证的。何况，《采古来能书人名》也说羲之“特善草隶”。当时的隶书是指楷书。

    第五，寇克让做过一个统计，王羲之传世的作品里，六成以上是草书，只有三成多是楷书和行书。

    至于《兰亭序》被炒作成了王羲之的代表作的问题，寇克让先生认为关键的推手是唐太宗。唐太宗在古代书家中最推崇王羲之，但草书的门槛太高，一般人仅辨认就需数年，至于写出新意则难上加难，而楷书则有点“小儿科”。因此，不可能拿出很多时间来苦练书法的政治家如桓温和李世民等人便更重行书，唐朝著名的“政府工程”二序——《兰亭序》和《圣教序》都是行书。加上萧翼赚《兰亭》和陪葬昭陵的故事更是将《兰亭序》神化了。

    凡是出类拔萃的艺术作品，与其创作时创作者的感情因素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王羲之在完成《桓公破羌帖》之后，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还再三提及桓温收复洛阳之事，甚至将桓温比作东晋的周公，因此，可以说《桓公破羌帖》是一件在举国欢腾的时刻且创作者心情大好的前提下的伟大作品。如今人工智能创作的楷书甚至行书都已经可以超越一流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