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第3/5页)

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视，钱刀日至，网罟年滋。”[10](卷101《李乂传》，P3135)周繇《送江州薛尚书》说江州“乡户半渔翁”。[15](卷635，P7293)李绅于穆宗长庆三年作《过钟陵》诗，说洪州“江对楚山千里月，郭连渔浦万家灯”。[15](卷480，P5464)杜荀鹤说唐末益阳县，“溪山入城郭，户口半渔樵”。[15](卷691杜荀鹤《寄益阳武灌明府》，P7944)刘恂《岭表录异》卷上载新、泷等州农民在新垦稻田中投放草鱼种，利用养鱼开荒种稻“先买鲩鱼（草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有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

    渔民作为一个特殊职业阶层在唐代已经出现。[35](P196)《太平广记》卷101《渭滨钓者》条引《玉堂闲话》载，“清渭之滨，民家之子有好垂钓者，不农不商，以香饵为业。自壮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级极。仍得任公子之术，多以油煎燕rou置于纤钩，其取鲜鳞如寄之于潭濑。其家数口衣食，纶竿是赖。”是一个靠垂钓养家谋生的专业渔户。宪宗“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5](卷470《高昱》条引《传奇》)胡曾诗“不愧人间万户侯，子孙相继老扁舟”，[15](卷647胡曾《赠渔者》，P7418)写的是一个渔户世家。岑参诗“扁舟沧浪叟，心与沧浪清，不自道乡里，无人知姓名，朝从滩头饭，暮向芦中宿，歌竟还复歌，手持一竿竹，竿头钓丝长丈余，鼓栧乘流无定居”，[15](卷199岑参《渔父》，P2061)说的则是一个个体渔民。众多的渔户、渔民不可能天天吃鱼，必然要与市场发生各种形式的联系，其渔业生产的商品性是十分必要和必然的。

    唐代从城市到乡村出现了许多鱼行、鱼市，草市中也出售鱼，生意兴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3《支诺皋下》记扬州有“鱼行”。《太平广记》卷27《唐若山》条引《仙传拾遗》载淮南有“鱼市”。张籍《泗水行》云：“泗水流急石纂纂，鲤鱼上下红尾短。春冰销散日华满，行舟往来浮桥断。城边鱼市人早行，水烟漠漠多棹行”，[15](卷382，P4291)说泗水城边有鱼市。刘禹锡《武陵书怀》说当地“拥楫州为市”。[15](卷362，P4087)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云“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15](卷440，P4913)李嘉佑《登楚州城望驿路十余里山村竹林相次交映》云“草市多樵客，渔家足水禽”，[15](卷206，P2156)元稹《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云“衰杨古郡濠，鱼虾集桔市”，[15](卷423，P4647)张籍《送海南客归旧岛》云“竹船来桂浦，山市卖鱼须”，[15](卷384，P4312)都是指草市鱼类交易。鱼市、草市之外的地方也卖鱼，《太平广记》卷156《崔洁》条引《逸史》载，“太府卿崔公名洁，在长安……过天门街，偶逢卖鱼甚鲜，……遂令从者取钱买鱼，得十斤”。乡村卖鱼多直接出售，不经商人之手。冯贽《云仙杂记》卷4《物价至微》条载，“开成中，物价至微，村落买鱼rou者，俗人买以胡绢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一首与之”；《酉阳杂俎续集》卷3《支诺皋下》载越州山阴县顾头村顾头堰的渔民，与买鱼者“就潭商价”而买卖。夜市中也卖鱼，唐诗有“市散渔翁醉，楼深贾客眠”[15](卷698韦庄《建昌渡暝吟》，P8033)。段公路《北户录》载南海诸郡擅养鱼苗，“鬻于市者，号为鱼种”。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云“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15](卷439，P4877)刘禹锡《武陵书怀》说朗州“户算资渔猎”，[15](卷362，P4087)反映出唐政府已经对渔户收税，渔业之利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垂涎。

    唐代鱼商很活跃，人数很多。代宗时阎伯屿任袁州刺史，“专以惠化招抚，逃亡皆复，邻境慕德，襁负而来。数年之间，渔商阗凑，州境大理”[36](卷9《惠化》)。《太平广记》卷118《熊慎》条引《报应录》载，“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贩鱼为业，曾载渔宿于江浒”；卷470《刘成》条引《宣室志》载，“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常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高宗永徽时，沧州刺史薛大鼎组织开挖境内无棣河以通海运，百姓歌颂道：“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10](卷49《食货志下》，P2113)晚唐诗人皮日休说：“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2](卷797皮日休《汴河铭》，P8363)通畅的水运为鱼商们提供了兴贩逐利的便利条件。

    4、编织业等副业方面唐代草编、竹编、柳编等家庭副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商品性生产。苏州的白角簟、草履、草席，常州的龙凤席，沧州的柳箱、苇簟和蕲、饶、澧诸州的竹簟等等不仅是贡品，也是市场上负有盛名的商品。其中苏州白角簟制作精美，堪与镜湖鲛绡媲美。鲍溶《采葛行》诗云：“镜湖女儿嫁鲛人，鲛绡逼肖也不分，吴中角簟泛清水，摇曳胜被三素云，自兹夏荐无人惜，那敢更争龙手迹，蛮女将来海市头，卖与岭南穷估客。”[15](卷487，P5538)天宝初，鉴真和尚筹办东渡日本所需物资，就包括“白藤簟十六领，五色藤簟六领”[37]，说明席簟产品很有市场。也有出卖草鞋、丝鞋的情形，杜荀鹤《送人宰吴县》云：“草履随船卖，绫梭隔水鸣”[15](卷691，P7942)。《太平广记》卷243窦乂条引《干●子》载安州出产丝履，窦乂伯父曾买得十多双分赠甥侄，后来窦乂又一次购买“内乡新麻鞋数百辆”。

    唐代长江流域盛产蒲草，人们多采之编织船帆。苏州一带且已开始人工种植蒲草，陆龟蒙《种蒲》诗：“杜若溪边手自移，旋抽烟剑碧参差，何时织得孤帆去，悬向秋风访所思”[15](卷629，P7220)。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